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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说戴儒公墓志铭
作者:管理员    发布于:2014-07-11 09:34:42    文字:【】【】【

□  聂清荣

       不久前,笔者有缘购得了一块明隆庆五年(1571)墓碑,碑高1.02米、宽0.74米、厚0.03米,上面篆刻了2100余字,字字遒劲,堪称大师之作。因几经碾转,加上时间之久,对该碑的具体出处暂不清楚。不过,毋庸置疑,该碑一定是出自古时鄱阳一个叫“马蒙”的地方。

      墓主人戴儒公(1488—1570),祖籍江西德兴人,嘉靖五年(1526)进士,官至正议大夫、资治尹、应天府府尹,退职后“卜居鄱阳郡城”,颐养晚年。于大明隆庆五年(1571)十月八日病故。是年十月十八日取其妻孙氏之坟(殁于嘉靖乙丑二月二十二日)与之合葬。

      该碑由工部尚书、都察院副都御史朱衡撰文,都察院左都御史、户刑二部尚书葛守礼书丹,南北户工三部侍郎文选司郎中张守直篆盖。三位朝庭大员为何一起为戴儒夫妇“树碑立传”呢?我们不妨先了解他们的简要经历,从中便可找到答案。

      朱衡,字士南,号镇山,江西万安人,嘉靖十一年(1532)进士,历任尤溪、婺源知县;嘉靖三十九年(1560)晋升为右副都御使、巡抚山东,因赈灾有功,擢升为工部右侍郎;嘉靖四十四年(1565),为南京刑部尚书;隆庆元年(1567),加封为太子少保;隆庆六年(1572),兼任左副都御史,素有“廷臣可使治理河道,无出衡右者”之美誉。

      葛守礼,字与川,山东德平人,嘉靖八年(1529)进士,授彰德推官,后为兵部主事。时朝廷腐败,贿赂成风,公因廉洁自律而倍受嘉靖皇帝的宠爱,先后被提任为河南提学副使、山西按察使、陕西布政使、右副都御使、河南巡抚、户部侍郎、南京礼部尚书等职,因朝廷腐败,内阁纷争,在严嵩和徐阶二首辅各自当政期间,因公为人正直,不趋炎附势,先后两次辞职还乡。至隆庆三年(1569)徐阶致仕后,公始复出,又升为刑部尚书,继任左都御史。

      张守直,字时举,浙江遵化人,嘉靖二十三年(1544)进士。初任嘉定县知事,公关心百姓疾苦,嫉恶如仇,因办教育、修水利,政绩卓著,被提任吏部主事、吏部考功、文选郎中。公为官清廉,与时任宰相严嵩父子格格不入,势不两立。严嵩罢相后,公升任大理寺少卿、光禄寺卿,续任工部左侍郎。隆庆元年(1567)升任户部尚书。后因朝廷纷争亦急流勇退,辞官还乡。

      碑文还提及一个人物——宰相严嵩。严为人奸诈,擅弄权术。因在“称宗祔庙”一事上立下大功,倍受嘉靖皇帝的宠爱。他胆大妄为,排斥异己,结党营私,大行贪污受贿之风。据碑文交待,严嵩对戴儒公“嗾言官劾”,使公“得旨以原职致仕”。这也反映出当时内阁纷争激烈、朝廷奸臣当道、政治腐败的社会现状。

      据墓志铭记载,戴儒公从小深得朱衡伯父和祖父器重,与朱衡家关系密切。且戴儒公和朱衡、葛守礼、张守直三人除了同朝为官外,在明朝嘉靖年间又都与严嵩格格不入。戴儒公“每论人事,后当成败皆验”的远见卓识,令三人敬佩。因为他们都刚正不阿,不畏强权,有共同的抱负和见解,这才成了莫逆之交。

      碑文还详尽地记载了戴儒公一生所做的重大业绩,他惩贪官,不畏强暴,“清查二十四监局人匠,岁省光禄米一十七万石”;针对“寺马多凋耗”的严竣现状,他“严查得空户数万家,以均其役”……,这些举措,在现代人看来,也不愧为“反腐英雄”!他谏忠言,不枉本职,在处理献皇帝“称宗祔庙”之事上,他不顾嘉靖皇帝的愤怒,毅然提出了“称宗则可祔,庙则不可”这一顺乎民意的见解,不愧为“肱股之臣”!他赈灾荒,修水利,心系民众;远庙堂,躬田园,“超然物外”;著书籍(《鸿源集》、《奏议》),育儿孙,严谨治学,乐此不倦。

     “白璧也有瑕”,因年代久远,碑中文字有数十处缺损。然而,正因这一小小瑕疵,更显出它的古老沧桑、弥足珍贵,也更会激发学者去研究和解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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脚注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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